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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元宇宙：打造智能传播新生态 服务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概念元宇宙到智媒元宇宙，从现代传播体系到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从智能全媒体传播新生态到人类文明新形态，我国传媒领域及其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和时代性演进。

　　一、智媒元宇宙概念：构建开放共享、智能融合的数字虚拟新世界

　　我们认为，智媒元宇宙是我国传媒领域在元宇宙传播场景下所构建的一个开放共享、智能融合的数字虚拟新世界，旨在推进智媒元宇宙传播新生态与现实传播世界数字孪生与和谐共生，创造出巨大的数字资产、数字新物种和数字财富，为我国网络空间建设、数字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从传播历史演进的维度来看，元宇宙是一个创新型、融合型、虚拟型的传播生态体系。在元宇宙传播场景、传播空间、传播结构中，所有的主体都是智能全媒体传播主体。从媒介的维度来看，媒介组织将在元宇宙传播场景、传播空间、传播结构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智媒元宇宙是元宇宙传播体系、传播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元宇宙虚拟场景的专业内容提供者，是元宇宙空间治理的重要引导者、参与者和贡献者。智媒元宇宙并不脱离元宇宙的传播场景而独立存在，智媒元宇宙和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关系、传播场景共同构成了元宇宙的传播空间和传播生态。

　　二、智媒元宇宙愿景：打造世界一流智媒元宇宙传播新生态

　　智媒元宇宙需要从技术维度获得充分赋能。具体而言，可以从云端化、垂直化、场景化、智能化等四个方面形成元宇宙传播新赋能，打造世界一流智媒元宇宙传播新生态，共建中国特色开放共享智能融合数字虚拟新世界。

　　从网络空间维度看，云端化是智媒元宇宙发展所应具备的虚拟化网络能力。云端化可以看作是网络能力、计算能力、服务能力的虚拟化。这为智媒元宇宙传播空间的构建奠定了网络基础或信息基础设施基础。

　　从行业发展维度看，垂直化是智媒元宇宙发展所应具备的产业化建构能力。每一个垂直的行业，都有关于元宇宙传播空间、传播场景、传播形态的具体需求。由此可见不管是元宇宙，还是智媒元宇宙，都应聚焦各行业元宇宙需求和趋势，为元宇宙的垂直化服务提供精准和直接的支持。

　　从传播感知维度看，场景化是智媒元宇宙发展所应具备的网络空间建构能力。如何搭建智媒元宇宙的传播空间、传播场景，为所有元宇宙传播者提供具有虚拟现实特点的个性化服务，这是智媒元宇宙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智媒元宇宙不是为了媒介组织自身的自娱自乐，而是为了提供多维场景化的传播服务。这是智媒元宇宙的核心要义。

　　从传播服务维度看，智能化是智媒元宇宙发展所应具备的智能传播关键能力。智能化传播环境，智慧化传播服务，这是智媒元宇宙所形成智能化传播能力的主要内容。智能化的环境和智慧化传播服务相结合，构成了智慧传播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是智媒元宇宙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智媒元宇宙特征：涌现多元主体，创建多维场景

　　智媒元宇宙具有虚拟性、场景性、互动性、融合性、生态性、安全性等主要特征。

　　智媒元宇宙是一个虚拟化的传播世界。虚拟不是单一的虚拟，而是多重叠加、多元叠加的虚拟场景。虚拟成为最大的传播现实。传播的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的融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智媒元宇宙是一个场景化的传播世界。各种生活场景、工作场景都将成为智媒元宇宙的传播新常态。在智媒元宇宙传播生态之下，智能全媒体传播主体将进一步跨越时空的限制，并获得更大程度的传播自由和传播空间。

　　智媒元宇宙是一个互动化的传播世界。智媒元宇宙的互动不是简单化的互动，而是包含服务性内容互动，是包括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生态链等价值在内的互动。互动产生价值，协同激发成效，共存推进共生，共赢推进共荣。

　　智媒元宇宙是一个融合化的传播世界。从媒体融合到全媒体传播体系，我国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智媒元宇宙的融合涵盖了现实和虚拟的深度融合，涵盖了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深度融合，涵盖了传播和服务的深度融合。

　　智媒元宇宙是一个生态化的传播世界。随着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不断发展，人类传播世界的生态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智媒元宇宙的生态化主要体现在传播主体、传播关系、传播内容、传播结构、传播场景等方面。

　　智媒元宇宙是一个安全化的传播世界。智媒元宇宙的去中心化和安全性发展并不矛盾。去中心化为智媒元宇宙的全方位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安全性则为智媒元宇宙发展提供了行稳致远的基本保证。越是在高度开放、深度融合的环境下，越要关注智媒元宇宙传播生态的网络安全、系统安全、平台安全、内容安全、关系安全、场景安全等内容。将智媒元宇宙发展和安全性要求辩证地统一在智媒元宇宙稳健有序发展的大目标下，智媒元宇宙才能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传播生态和传播未来。

　　四、智媒元宇宙机制：构建和谐共生的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

　　从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发展脉络上认识和把握元宇宙，倡导元宇宙生态的“共创、共商、共建、共享”等价值理念，通过智媒元宇宙传播新生态形成创新传播机制，建构传媒现实传播体系和虚拟传播体系和谐共生的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涵盖全媒体传播体系架构下的全产业链、全传播要素和全生态领域。

　　智能元宇宙背后，所隐藏的是两大机制：一是智媒元宇宙呈现层的新型传播生态。二是智媒元宇宙产业层的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生态链。只有智媒元宇宙产业层的繁荣发展，才能带动或推动智媒元宇宙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智媒元宇宙呈现层的繁荣发展也将吸引、凝聚更多的传播资源，为智媒元宇宙发展创造良好内外部环境。

　　五、智媒元宇宙展望：推进现实虚拟场景深度融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支持

　　元宇宙方兴未艾。智媒元宇宙蓄势待发。随着元宇宙网络、技术、服务的不断完善，智媒元宇宙传播生态体系将获得长足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智媒元宇宙也将不断开拓新型虚拟传播空间和传播领域。

　　展望未来，智媒元宇宙所建构的是一个开放共享、智能融合的数字虚拟新世界。智媒元宇宙是我国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重要体现，是我国新时代传播体系的前沿领域，是我国传播生态的新型形态。智媒元宇宙大大拓展了全媒体传播的虚拟空间，大力推进了虚拟场景和现实场景的深刻融合，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新的空间和新的领域。

　　智媒元宇宙建设大事记

　　2021年11月21日，元宇宙与智能全媒体发展研讨活动在京举行。

　　研讨活动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智能全媒体委员会（下称智媒委）主办，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司原巡视员、智媒委会长杨杰，智媒委高级顾问、人民邮电报社原总编辑武锁宁，智媒委高级顾问、中国联通集团原高级副总裁姜正新，工信部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兼华信研究院院长刘九如，智媒委高级顾问、中国移动集团设计院原副院长刘涛，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数贸会主任杨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网副总编高阳，国家广电总局《广电时评》杂志主编牛春颖，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环球慈善》杂志执行主编马瑞聪等20余位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媒体、信息通信与互联网行业、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议由智媒委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永刚、智媒委副会长付玉辉主持。

　　与会专家合影

　　2022年5月22日，智媒委联合中国网生活频道、上方股份发起“中广数字艺术”平台共建工作。

　　同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络设施、广电5G网络和互联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网。”“鼓励多元主体依托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搭建文化数据服务平台。”智媒委联合中国网生活频道（中网数智）、上方股份，在元宇宙研究和智库建设、数字藏品研究和平台建设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共建“中广数字艺术”、中广IP资源孵化器等平台，共同促进元宇宙技术与全媒体融合创新发展，引导智能全媒体领域在元宇宙时代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物种的创新成长。“中广数字艺术”平台将积极服务和支撑广电传媒转化优势资源，开展文化数字化工作，开拓文化产业市场，推进数字藏品开发和研究工作同时，为全国广电传媒提供数字藏品IP汇聚等公共服务。“中广数字艺术”平台还将联合广电和文化领域有关机构，发起数字藏品平台合法合规运营倡议，促进各数字藏品平台制定科学规范的业务流程与技术规范。

　　2022年5月30日，智媒元宇宙研究社群创立。开始智媒元宇宙共识探讨，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研究赋能细分行业。

　　2022年6月3日，茶元宇宙研究社群创立，是智媒元宇宙赋能的第一个细分行业元宇宙社群，共识形态基本呈现。“茶元宇宙研究群”愿景：研究探索元宇宙技术赋能茶文化、茶产业和茶科技发展；促进社群成员共创共享茶元宇宙新世界，创造出巨大的茶元宇宙数字新物种和数字财富。

　　2022年6月7日，全民国防教育元宇宙研究社群和直播电商元宇宙研究社群同时创立。

　　2022年6月10日，音乐戏曲元宇宙研究社群创立。

　　2022年6月19日，白酒元宇宙研究社群创立。“白酒元宇宙共识”（讨论版）：白酒元宇宙，爱酒懂酒人的虚拟新世界。白酒元宇宙愿景：研究探索元宇宙技术赋能白酒文化、白酒品牌、白酒科技和白酒产业发展创新路径；促进本群成员共创共享白酒元宇宙数字新物种和数字财富，推动白酒元宇宙虚拟新世界和白酒消费现实场景互动共生。

　　2022年6月21日，智媒元宇宙基础设施建设思维导图初稿完成。

　　2022年7月7日，智媒元宇宙战略愿景发布。

　　2022年11月，智媒委启动智媒元宇宙产业联盟建设。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智能全媒体委员会副会长、智媒与元宇宙发展研究部主任、中国联通集团新媒体中心原主任付玉辉，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智能全媒体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新华网亿连数据资产研究院原院长李永刚）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